| 相信很多人都接到过类似“XX被XX法院起诉了”、“XX被XX机关侦查了”、“需要汇款、需要交保证金”、“法院传票”、“无担保贷款”等的电话通知，提醒各位的是，你有可能收到了诈骗电话，也就是常被提起的电信诈骗。
司法实践中电信诈骗犯罪的主要辩护要点：罪与非罪的认定、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涉案金额的认定、共犯的认定以及管辖问题等。 主观故意的认定涉及罪与非罪，事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切身利益。电信网络犯罪往往表现为集团化作案，涉及“平台方”“代理方”“软件方”等各犯罪团伙，对于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和骨干成员，认定主观故意通常没有争议，但那些在犯罪团伙中处于底层的业务人员，由于级别较低，入职时间较短，参与程度不高，对犯罪行为是否“明知”，则决定了主观上是否具有故意，进而划定了罪与非罪的界线。 判断行为人是否“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应当结合被告人的认知能力，既往经历，行为次数和手段，与他人关系，获利情况，是否曾因电信网络诈骗受过处罚，是否故意规避调查等主客观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认定。结合司法实务中对“明知”的认定，既包括行为人之间相互洽谈而认定的“明知”，也包括推定的“明知”。对于“推定的明知”是辩护重点关注的方向。 除了需要重点核对控方推定“明知”所依据的事实是否成立之外，还要考虑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注意义务，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否具有履行注意义务的可能性，以及是否履行了相应的注意义务等等，并以此提出反证，进而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的根本权益。 （二）关于“此罪与彼罪”的认定（重罪罪名辩为罪轻罪名） 由于犯罪数额标准不同，电信网络诈骗和普通诈骗在量刑上存在较大区别，诈骗案件一旦被定性为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同等条件下被告人将面临更高的刑期。在刑事辩护中，准确界定电信网络诈骗与普通诈骗犯罪，把握电信诈骗犯罪区别于普通诈骗犯罪的特点如诈骗手段，非接触性等。除此之外，犯罪嫌疑人的相关行为是构成电信诈骗犯罪共同犯罪还是独立犯罪？某一行为既有可能构成共同诈骗犯罪的一部分，也有可能满足其他罪名的构成要件而独立成罪，比如上游行为可能构成伪造金融票证罪，下游行为可能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或非法经营罪等。实现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至关重要，争取改变案件定性是重要的辩护要点之一。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往往存在多个犯罪环节，涉及众多人员，在嫌疑人发挥作用的认定上，通常具有一定难度，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主要看犯罪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司法实务中，判断因果关系应当重点从两个方面认定：一方面是嫌疑人在其参与的犯罪环节中是否起到了关键作用，主要看嫌疑人的行为与被害人被骗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因果关系是否紧密。另一方面是嫌疑人对犯罪团伙的存续是否起到关键作用，主要看嫌疑人的行为与犯罪活动的持续发展或与犯罪集团的壮大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比如，某诈骗团伙中，负责筹划制作方案计划、设计维护诈骗网页、负责培训传授骗术技巧等嫌疑人，直接对犯罪团伙的发展壮大起到关键作用，司法实践中往往会认定为主犯。另外，对于犯罪团伙中提供场所、交通和生活保障等工作人员，因其起到的作用较小，一般应当认定为从犯。 一旦认定成从犯，便可以降低诈骗数额，因为主犯要对整个诈骗集团的诈骗数额承担责任，从犯只对自己参与诈骗的金额承担责任，犯罪数额超过50万，就达到了10年以上的量刑起点，故对被告人来说，从其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出发，为其争取他应当负责的诈骗金额，对量刑具有重大的意义。 电信诈骗的刑期与诈骗数额关系密切。嫌疑人一旦被公安机关查处，涉案金额很容易超过50万元，达到“数额特别巨大”的量刑标准，直接影响到裁判结果，因此对于认定犯罪数额的证据要十分谨慎，在定罪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应通过审查证据来尽量争取降低量刑档次。 通过结合证据来判断嫌疑人参加诈骗组织时间的长短及发挥作用的大小等实际情况，进而指出嫌疑人没有参与哪一起或几起诈骗，同时，对于部分诈骗款项，在公安机关立案之前已经返还被害人的，也不应当计入犯罪数额，应该从指控数额中核减上述数额的辩护意见。 有效的刑事辩护也与辩护律师介入时机相关，律师介入越早，能争取的有效辩护空间越大。因为电信诈骗往往涉案人数众多，并且通常跨地域作案，因此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期限一般会延长到30天。而这30天里，刑事律师和家属沟通，说服家属，帮助犯罪嫌疑人积极退赃，体现出认罪、悔罪的态度，可以最大限度的争取取保候审，即使公安机关不批准取保候审，在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的7日内，出具律师法律意见书，与检察机关办案人员积极沟通后，争取不被检察院批准逮捕。被告人被取保候审，首先可以获得自由，同时对于后期到法院争取缓刑作用也较大，被取保候审的被告人最终被法官宣告缓刑的可能性更大。 除上述列举的几个方面辩护要点之外，还包括是否具有未遂、从犯、自首或坦白、社会危害程度、认罪悔罪态度，以及取证程序是否规范等情节，从多个维度辩护以求获得最佳辩护效果，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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